遥远的父亲

十一岁时，父亲去世，至今已有四十六年。有关父亲的印象，于我实在是太遥远了！更何况，在那十一年里，我见到他的时候并不多。

记忆中，父亲从没抱过我。唯一一次与他有过身体接触，是在母亲生了大妹的那天晚上，父亲叫我跟他到堂屋里去睡，我赖着不走，使劲往母亲被窝里钻，他那双有力的大手卡在我的咯吱窝里，像捉小狗一样，捉到了他的床上。我的双脚在空中乱踢乱蹬，同时拼命大叫，但都无济于事。他把我放到床的另一头，就独自睡了，既不哄我也不吼我，任我怎么哭闹。我的声音哭哑了，也累了，就睡着了。

印象中，父亲从未笑过。他随时都紧绷着脸，皱着眉头。很多时候，我起床时，他已不知去向。每天傍晚，他回家时，我就躲到远处去玩。夏季的晚上，父亲会在油灯下打草鞋。我很想知道他是如何把几根细麻绳和一捆谷草变成草鞋的，但我不敢走近，就靠在堂屋的门框上，远远地看他把几根细麻绳套在一个木制的工具上，再拿稻草在麻绳间来回穿梭。只一会儿，一只草鞋就打成了。

我五岁那年，接连几天都没有看见父亲。我问母亲：“爹呢？”母亲说：“你爹住学习班去了。”我以为学习班就是念书或者开会。过了几天，母亲说：“大队主任带信说，你爹没有烟抽了，你们给他送些去，就在大队的学校里。”我和二哥拿了碗口粗的一捆“叶子烟”，走了大概两公里到学校，被人领到附近一户人家屋后的窗口，那人说：“从这里递进去就可以了。”二哥踮起脚尖，将烟高高举起，里面伸出一只手接了进去。我没有看到父亲的脸，只觉得那屋里很静，光线很暗。

记不清过了多少天，父亲才回家来。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，瘦削的脸上满是胡须，两眼深陷，腰也有些弯了，突然老了许多。此后，他不再早出晚归，只是每天随母亲一起参加集体劳动。

从我七八岁起，家中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。那年秋天，父亲把房后一处山上的灌木和刺藤砍掉，垦出大约一百多平方米的坡地，种上了豌豆。春节后不久，坡地上的豌豆开出了粉色、白色、紫色的花朵，像无数彩色的蝴蝶，风一吹过，满坡彩蝶翻飞。每天上学、放学时，我都要多看几眼那些“蝴蝶”，期盼着那些豌豆快点成熟。真等到豌豆开始结荚时，有一天我放学回家，发现坡上的豌豆苗全不在了，我惊愕地回到屋里，看见父亲眉头紧锁，表情冰冷，目光刺人。母亲把我们拉到一边轻声说：“这几天莫惹你爹，他种在后面坡上的豌豆被扯掉了，还要扣六斤口粮。”

我看见父亲，就躲得更远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父亲走路时，腰弯得更低了，有时还用两个拳头顶着胃部，表情十分痛苦。医生上门时，我去“围观”，知道父亲得了胃溃疡。从此，家中就弥漫着浓浓的中药气味，父亲出门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了。由于他只能吃软烂的食物，就开始自己用铁罐煮饭。火塘里常常是药罐、铁罐轮流上阵。他把米饭煮得像稀泥一样，舀到碗中还保持着勺子的形状。

父亲不能下地挣工分了，家中分到的口粮越来越少，只有最小的妹妹每顿能从父亲那铁罐里分到半碗米饭。一天傍晚，我们找出用来喂猪的谷壳，在磨子上反复磨细，用箩子筛过，真有白色粉末出来，大家异常兴奋，讨论着如何做最好吃。最后一致同意炕饼子。可是，这些粉末加水后，就像河沙一样，根本合不拢。用开水烫过，还是不行，只能勉强团拢，轻放到锅里蒸。蒸好后，我大口咬下，却如吃泥土一样，满口乱窜，无法咀嚼，咽不下去。但饿得实在难受，只有舀一瓢冷水冲进胃里。看着我们鼓起眼睛、伸长脖子吞咽糠团，坐在火塘边上的父亲双眼紧闭，腮帮子咬得像两个硬硬的核桃，双手攥住蓬乱的头发，久久没有松开。

    第二天天刚亮，久不出门的父亲背着一个背篓出门了。直到傍晚，他才弓着腰，背回半背篓麦麸，对母亲说是找一个亲戚帮忙，从粮站买到的猪饲料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就吃上了将麦麸用开水烫过蒸出来的馍馍，那种瓷实的感觉、微甜的味道如遇珍馐，我连续吃了三个，肚子里终于有了一点踏实的感觉。全家人吃得开怀大笑，只有父亲阴沉着脸，无一丝笑容。那些麦麸，加上野菜，一家人吃了近一个月，终于度过了那次春荒。

又过了漫长的一年多，父亲的病越来越重了，走路、睡觉都不停地呻吟，有时半夜还会大叫几声。姐夫按照医生的嘱咐，买来苡仁、天麻等药品。我第一次听到这些稀奇的药名，心想，这么贵重的药，一定会有神奇的疗效，一定能治好父亲的病。

然而，1977年农历二月十五日深夜，我们被父亲痛苦地吼叫声惊醒了。母亲给父亲垫高了枕头，让他半躺着。父亲的声音却越来越微弱了，他吃力地移动着目光，将母亲和四个孩子轮流看了一遍，最后将目光停在最小的妹妹脸上。他伸出左手，在只有床那么高的小妹的头上抚摸了一下，手就滑落到床边不动了，我们放声痛哭。那几天，屋前的枣树上，几只老鸹一直在凄厉地哀嚎。

这一次，是我主动接近父亲且距离最近的一次。

之后的很多年，我经常在梦中见到父亲回家来了，他笑着对我们说，别人说他死了那是假的，他是上坡耕田去了。

 我眼中的母亲

 母亲今年九十三岁了。虽然双腿因血管堵塞，做了两次手术，糖尿病需天天吃药，但还耳聪目明，记忆力超强，和邻近的老太婆们一摆上龙门阵，就收不住话题。

前几天，母亲住院，我给她洗脸时，摸着她那两个肉嘟嘟的耳垂说：“听说耳垂大的人有福气，你就是个有福气的人，可是你为啥只给我生了个干耳朵呢？”

母亲笑眯眯地说：“难道我想给你生个肉耳朵就能行吗？何况我哪里算得上有福气的人？都是在苦水里泡大的，吃得苦比黄连还苦。”

我担心引出她那些辛酸往事，连忙说：“千金难买老来福呢，老了能享福才是真正的有福气。”

的确，母亲算不上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

母亲的母亲生于当地一小富人家，裹着三寸金莲，嫁给头戴瓜皮帽、身穿绸布衫的外爷后，母亲是他们的长女，可谓掌上明珠。然而，外爷的鸦片烟瘾越来越大，将家中田产和房屋全部变卖后吸了个精光，致使一家人居无定所，最后只剩下一副骨架，不到三十岁就去世了。母亲从此尝尽了人间辛酸，过着“一股麻线遮股风，三股麻线过一冬”的日子。十七岁那年，母亲嫁给了只有一间茅草房的父亲。婚后与父亲一起辛劳操持，修起了七间瓦房，生育了十个孩子，但不幸病死、饿死四个。母亲四十七岁那年春天，父亲因胃病不治离世，留下四个十三岁以下的孩子。从此，我目睹了母亲生活的艰辛。

安葬父亲后，家里只剩下三碗米了。看着四个年幼的孩子，母亲明白，孩子们的口粮和学费是两件最要紧的事。她将眼泪埋在心里，到生产队去拼命挣工分。为了一天能多挣两分，她经常与男劳力们一起去挑粪、背土。收工后到山坡上挖野菜，到生产队倒掉的烂红苕堆中选出那些没有烂完的一小截，用来填补我们饥饿的肚皮。她还要抽空去漫山遍野割猪草。她必须养好两头猪，一头用来换取我们的学费，另一头年终杀了，一半交公后，我们才能吃上另一半肉。每天凌晨，她将一大锅猪食和我们的早饭煮好后，天才麻麻亮。

母亲始终以坚毅的精神承载着生活重担，承受着他人的冷嘲热讽。

1977年的冬季，是我记忆中最寒冷的日子。房屋周围的很多树木都被冻死了。凛冽的寒风中，母亲每天出工都穿着父亲生前穿过的、已露出了棉花的旧棉鞋。我亲眼看见一名本家“孃孃”指着母亲的脚，大声嘲笑：“你们看见没有，有些人穿着死人的鞋子，漏出来的棉花就像苞谷花儿一样！”另外几名“孃孃”跟着哈哈大笑。十来岁的我愤怒地瞪着双眼，想冲上去质问她们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母亲，但看到母亲满脸坚毅的表情和更加有力地将锄头挖向泥土里，我强忍住没有说话。回家的路上，母亲指着几丛长在岩石缝里的刺梨对我说：“你们要像这些刺果子树一样，有韧性、有恒心，即使长在石头缝里，也要使劲地开出花、结出果来。我现在只能像母鸡一样，把你们这一窝小鸡收拢、焐热，孵大。”从此，我在心里认定，母亲是一个精神特别坚毅的人。一粒坚毅的种子，从此种在了我的心中。

但是，母亲也有流泪的时候。我亲眼看见她哭过三次。

第一次是邻家一个男人要强占我家自留地边上已种上玉米的坡地。母亲上前阻止，被那男人推搡着后退了好几步，一个后仰倒在地上，眼看着坡地被那人用很多大石块隔开，划进了自己的地里，母亲气得号啕大哭。第二次是有一年春荒，母亲带着我到生产队的仓库里去借“储备粮”。保管员正准备称粮时，大队一名干部左手叉腰，连连摆动着右手说：“不能借给她，她男人都死了，借了以后拿啥子还？”回家的路上，母亲背着一个空背篼，边走边啜泣：“我那一屋娃儿咋办哟……”第三次是我上高中的前一天，天刚亮，我就陪母亲背着一头小猪到街上去卖，一直等到天快黑时，才有一名男子愿意买。但过秤之后，那人要求除去一斤拴猪的绳子。母亲说：“这猪儿已饿了一整天，肚子瘪得不能再瘪了，绳子最多一二两，这世上哪里有买猪还要除一斤绳子的道理？”但那人提高嗓门：“不除？就不买了！”因为第二天就要开学了，我用迫不及待的眼神示意母亲快答应吧。母亲皱紧眉头，死死地盯住我的眼睛，犹豫了很久，才答应少收一斤猪的钱。数过钱，放进衣袋后，母亲顺手撩起衣襟，擦拭着眼角的泪花。

为了养育我们，母亲确实像母鸡一样，尽其所能为我们御寒，觅食，遮风挡雨。

    那些漫长的冬夜，是母亲做针线活的季节。母亲的针线活是外婆的骄傲，只要有布，她做出的棉衣、单衣、鞋子、袜子、帽子，十分合体。只要有时间，纺线、织布、绣花，她都得心应手。即使无钱买布，她也把我们的旧衣服补得巴巴实实。无数个夜晚，我都在睡梦中听到母亲扎鞋底时拉麻绳的“呼—呼—”声。

逢年过节，是母亲展示“厨艺”的时候。她总能像变魔术一样，把米变成米豆腐、甜馍馍、米花糖、米花茶，把黄豆变成豆芽、豆豉、豆腐干、菜豆腐、臭豆腐，把红苕变成苕干、苕片、苕糖、苕凉粉，那些好吃的味道让我至今回味无穷。

 母亲将我们养大成人后，有时摆谈到那些欺负过她的人，只是淡淡一笑：“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莫把这些事记在心上。”这句话，又让我重新认识了母亲。